【专家观点】中国共产党阅读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创始人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后成立的，也是一代又一代党的领导集体通过开展各种阅读活动，引导、推动革命事业持续发展的。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理论决定实践，实践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一辩证关系中得以形成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学习史。一部学习史必然也就是一部阅读史。党的阅读史的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的阅读以及与其理论密切相关的各种书刊的阅读。本文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阅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阅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阅读和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的阅读的回顾和研究，试图梳理党的阅读史，深化关于阅读在党的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认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引领革命奋斗方向的阅读

　　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觉醒年代的阅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在很短时间里出现了400多种报刊讨论社会问题，其中相当一批报刊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引起了社会上的阅读和讨论热潮。最早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仅在1921年之前该刊就发表了100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最为突出的是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与此同时，陈独秀、李大钊分别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开展阅读和讨论。

　　李大钊带领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有4个特别研究小组，从事马克思原著的研究，后来增设了若干个研究小组，主要就唯物史观、经济史及经济学史、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尤其是中国）掠夺之实况等专题开展阅读和讨论。每位会员可同时参与多个研究小组的阅读和讨论。这些会员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陈独秀、李大钊抓紧筹划将《共产党宣言》尽快译成中文出版。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出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一经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截至1926年5月，该书就重印17次之多。正是这本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武装。

　　陈独秀在上海和广州还主编出版了“新青年丛书”，丛书包括《社会主义史》《哲学问题》《到自由之路》《阶级争斗》《农民问题》等图书，其中的《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哲学问题》影响相当突出。这些书籍的出版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引向深入。

　　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和《共产党宣言》“新青年丛书”最热心的读者。1919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开展阅读和讨论，一年后又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向湖南全省大力推送《新青年》杂志和各种书籍，并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书刊的阅读和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天津组建觉悟社，带领青年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等期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在上海学习，对于是否入党还没有考虑好，但是通过数遍阅读《共产党宣言》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入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这就是他阅读学习《共产党宣言》所获得的巨大精神力量。

　　据文献记载，中国共产党许多老一辈党员正是在参加了各类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会之后，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杨闇公、杨尚昆等，无一不是由阅读开拓了视野，引发了思考，发现了真理。吴玉章、林伯渠等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无望的苦闷中找到新的前进方向；谢觉哉等是从传统知识分子救国为民的思维中转向现代革命；杨闇公、杨尚昆等则是青年人积极寻求人生意义时找到了革命奋斗的方向。

　　党的创建时期的阅读，有一个事实很具启示性意义，那就是：党的领袖和早期党员们的阅读并不是直奔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去的，他们大都是博览群书、反复比较鉴别后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所吸引，最终选择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信仰乃是“观千器而后识器”，上下求索后的明确选择，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来得相当清醒、自觉。

　　党的创建时期的阅读，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党在各地组织和党的出版机构主动组织社会各界大众开展阅读，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当时开办了许多平民夜校、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店员夜校、路矿工人夜校、妇女夜校等，还在许多大学的师生中开展读书会活动。党创办领导的人民出版社（1921—1923）、上海书店（1923—1926）、长江书店（1926—1927）等出版发行机构在大量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主动热情服务读者，开展读者阅读活动，帮助许多进步青年读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革命战争年代：提高战斗力的阅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很快就进入了长期的革命战争，从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前后整22年。在22年的革命战争时期，党很快就确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针，但同时高度重视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宣传来团结群众、武装群众、战胜敌人，从中央苏区到各苏区，从延安抗日根据地到各根据地、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开展的阅读活动从未间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既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也是全国红色出版的重心，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群众团体创办的报刊竟有200多种之多，出版的图书更是有300多种，印刷10万多册之巨。可见当时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特别是红军指战员，对于阅读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需求。中央苏区的报刊中，《时事简报》《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青年实话》《苏区工人》《少年先锋》等很受欢迎。这些报刊的编辑出版经验不仅为各苏区的报刊编辑出版所学习借鉴，甚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编辑出版和读者阅读习惯都有很大影响。

　　在中央苏区开展阅读活动的同时，各苏区也都同时开展了革命的出版与阅读活动。特别是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湘鄂西苏区，东江苏区、左右江苏区、琼崖苏区、川陕苏区和陕甘苏区，无论战争形势如何紧张，无不坚持开展出版和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具有鲜明而正确的政治主张的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出版和阅读的传统，从党创立过程中形成，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坚持下来，甚至在最为艰苦卓绝的长征中都没有中止。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即便因病躺在担架上仍旧在阅读马列书籍。据走完长征的刘英和吴亮平回忆，行军途中毛泽东读过的经典著作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等。周恩来在长征路上也依然坚持学习，他曾因过度疲劳，连续发烧昏迷不醒，但是病刚好一点，就要学习，叫警卫员拿文件、书报给他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阅读学习进行得更为深入、集中。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曾经形成过一个阅读学习活动的热潮。晋察冀根据地、晋察鲁豫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华中根据地、华南根据地、东北抗日游击区等也都在积极开展阅读学习活动。全国的抗日根据地相继出现各类文艺社团组织，当时文艺社团组织多达250多个。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不畏艰险，千里迢迢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形成万千青年英豪集聚延安的盛况。为了培养人才、增强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一批高等学校，顿时，古城延安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朝气蓬勃学习景象。延安时期，不仅能够读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可以汲取外国优秀文学著作的思想精华。这一学习景象，当然也带动了延安军民的阅读学习热情。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开展一场学习运动，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全党大规模学习运动。

　　事实上，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已经多次就阅读、学习作出过指示并率先垂范开展阅读。他曾在抗大校务办公会议上提出，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并且强调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古典还是现代的，正面还是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毛泽东还领导成立了哲学读书小组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到星期三晚上，毛泽东都会约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读书小组学习会。学习会总是由他亲自主持，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作中心发言，然后请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对每个人的发言都认真听，并作笔记。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认真组织开展阅读学习活动。朱德领导成立的军事理论小组，张闻天、陈云分别在中宣部和中组部成立了读书小组，等等。很快，延安党政军各系统机关，从上到下，都成立了自己的读书组织，读书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著名的“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在当时的读书活动中成为人人称颂的读书模范。“延安五老”一直是大家敬仰的高风亮节、饱读诗书的人士，可是他们在读书活动中仍然表现得极为认真，成为延安学习运动中的佳话。

　　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开展的大规模、持续不断的读书学习和研究活动，其意义在于使人们从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力地提高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大提高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斗力。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全党重新学习的阅读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在这一时期，党一直不失时机地倡导阅读学习。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多次提出全党要开展新的学习。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要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 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要求党的干部“三年之内必须看一遍到两遍”12本马列著作。不久，毛泽东又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全党要开展学习教育，强调必须克服困难，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对这一时期的学习活动，邓小平曾评价道，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号召全党重新学习”，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我们可以从当时书刊出版发行工作迅速在全国开展的实际状况看到中央对阅读学习的高度重视。

　　在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部队每解放一座县级以上的城市，立刻安排在城市中心地带建起新华书店。新中国开国大典上，中央专门安排参加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给予了很高的殊荣。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在开国大典后的第三天即10月3日召开，会议对新华书店在新中国做好出版发行工作作出部署。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代表们，并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1937年4月在延安清凉山下成立的新华书店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新中国刚刚成立，读者们就能在新华书店读到《将革命进行到底》《论工商业政策》和《干部必读》等著作，读到了来自解放区许多气息清新的文学作品，是《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铜墙铁壁》这些素朴亲切的小说，是《黎明的通知》《向太阳》《时间开始了》这些激动人心的诗歌，是脍炙人口的新歌剧《白毛女》剧本。还有重新出版的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著名作家诗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剧本。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党全社会阅读的全民性令人印象深刻。新中国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创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一批冠以“人民”字头的国家级出版社，连同20世纪初一批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开明书店等，迅速出版了人们急迫读到毛泽东著作和各种革命著作，急于读到许多脍炙人口的中外优秀图书。阅读的全民性推动了文艺创作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并在 “三红一创”“保林青山” （《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著名长篇小说的相继出版达到高潮。许多名著甫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几乎达到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有的品种出版十多年累积印量达到几十万到几百万甚至千万册。由于当时人们的经济状况普遍比较困难，消费能力有限，不少人只好借书而读，于是借书也成当时一种时尚。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那时也还在起步阶段，由于读者阅读需求太过急迫，而图书馆条件不足尤其是藏书的复本量不足，经常出现许多名著借阅断档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当时国民阅读的热烈景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党全社会阅读的还有一项彪炳史册的全民性运动，即扫除文盲运动，简称扫盲运动。1952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许多单位党组织还把点对点帮助扫盲的任务落实到党员个人，人们以强烈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运动中。一首《夫妻识字》歌曲在神州大地广为流传，《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市民识字课本》《农民速成识字课本》《战士识字课本》连同一些帮助识字的连环画等读物发到需要扫盲的人们手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半文盲的部队战士高玉宝，刻苦学习文化，创作了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在出版社编辑的耐心帮助下作品得以出版，书中《半夜鸡叫》《我要上学》等篇章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新中国的扫盲运动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功。从1949年到1964年的十几年里，先后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历时数十年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为此后开展的全民阅读打下了最重要的国民文化素养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离不开党曾大力倡导的全党和全社会的阅读学习。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转折年代的阅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伟大的转折，注定了必将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思考、新的任务、新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新的学习。

　　事实上，改革开放正是从新的阅读学习推动的。

　　在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有一篇文章的发表和阅读十分重要，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和阅读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准备期，出版业有一项举措也十分重要，即1978年5月初，国家出版局决定重印一批中外文学名著，既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井喷式”的阅读要求，也是为了思想解放的需要。当时确定了35种图书。其中有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10种、古典文学作品9种，外国古典文学作品16种。

　　开放重印的中外文学名著一经面世，全社会顿时出现争相购买阅读的热烈景象。许多读者为了买到自己期待已久的名著，在书店门前夤夜排队，等待购买。尽管是中外文学名著的阅读，由于这些名著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历史人文精神，也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做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准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党全社会的阅读呈现出转折年代阅读的突出特点。阅读态势呈现出求新求变求发展的巨大时代特点。于是，出版业顺应社会需求，大力改革创新，提高出版生产力，使得更多中外文学、文化、学术名著和知识读物像排炮一般地呈现在广大读者眼前。20世纪80年代，像《鲁迅全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三个面向丛书”“走向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以及《第三次浪潮》《大趋势》《西氏内科学》等古今中外文学、文化、学术、科技名著等陆续面世，激发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满足了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需求，全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民阅读状况。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对全党的学习提出了很高要求。党的十六大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提高文化软实力”这一新理念。

　　进入21世纪，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对全党的学习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版业的改革发展也足以证明全党全社会掀起的阅读热潮。为了解决全国性“三难”问题，出版业进行了一系列行业改革。1979年12月召开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决定地方出版社由过去长期实行的“地方化、通俗化、大众化”方针改为“立足地方，面向全国”方针，解放和发展全行业的生产力。出版全国性“三难”问题指的是：“买书难”“卖书难”和“出书难”。要解决这三大问题，首先要提高出版业的出书能力。至2015年，全国出版社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2家增加到584家，大学出版社从9家增加到115家，“出书难”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1982年6月，在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了在全国组成“一主三多一少”的图书发行体系，即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会议还决定改革购销形式，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在发展集体书店的同时，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上述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基本上解决了全国性“三难”问题。

　　此后，1994年全国出版业明确提出了“阶段性转移”的工作思路，即出版业的发展要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并提出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培养和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市场。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新闻出版工作提出了“加强管理，优化结 构，提高质量”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出版业对外开放程度迅速加深。2002年，党的十六大决定开展文化体制改革，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出版行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变化之大，令人倍受鼓舞。更重要的是，出版业在内容创新上取得的成就，为国家的全面发展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是为全党全社会开展阅读提供的服务，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40多年前难以比拟的。

　　该时期还有一项直接服务全党全社会阅读的创举，即倡导全民阅读，在建党百年时应当深刻认识其意义。2006年4月，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倡议发出后立即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响应，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起来，党的十八大后则上升成为一项国家战略。

　　四、走进新时代 坚持初心使命的阅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对全党学习提出了很高要求。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大会上提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后来，他又作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的一系列重要论断。

　　大兴读书学习之风是新时代新形势下思想和作风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上每一重要历史时期的阅读学习，都有明确的主题和主要任务。进入新时代，全党开展学习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就是说，走进新时代的阅读是坚持初心使命的阅读。

　　坚持初心使命的阅读，就是要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2009年5月在题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必读书。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好用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读精思、学深悟透，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和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出版的一系列优秀书籍，一直是全国广大党员和普通读者的重要读本。

　　坚持初心使命的阅读，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的阅读。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的阅读，就要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热情讴歌改革开放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为人类所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的生存智慧。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周秦汉唐文化的智慧光芒穿透历史，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坚持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对于坚持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具有深层次的意义。要坚定文化自信，就要持续开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进入新时代，《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孙子兵法》等先秦经典成为当下许多家庭的常备读物，《传习录》《曾国藩家书》等被人们重新认知和研读，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各种读本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和喜爱，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成为中学生的课外阅读推荐书目。

　　红色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和底色，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立国之本，也是中华民族之魂和宝贵精神财富。红色文化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真理性，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人民立场、担当精神、思想品格，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要坚定文化自信，就应当积极进行红色文化出版物的出版，热情引导大众阅读喜闻乐见的红色文化出版物，使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得到有效实现。进入新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又成公共图书馆出借率排位在前的品种，新创作的《长征》《解放战争》《革命者》《觉醒年代》《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红色家书》《父亲原本是英雄》等一大批红色文化名作成为书店的热销品种。

　　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切切实实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其中，改革开放、抗疫斗争、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每一次重大事件都被出版业所记录，也通过阅读被铭记。《战国红》《为什么是深圳》《浦东史诗》《40年改变中国：经济学大家谈改革开放》《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武汉纪事》《十八洞村十八个故事》《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等作品从各个角度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获得了较高评价。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与外国政要会谈时多次谈到阅读，曾说过“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同时谈到了他多年来坚持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化文学名著。习近平总书记在阅读学习上率先垂范，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开展阅读的重要动力。2014~2020年，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贺词时，他背后的书架引起众多媒体和网民的关注。有研究者注意到，书架上共有218种图书，经研究统计，其中各国文学经典约占30.28%；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历史和中华传统典籍约占51.83%，包括马列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经典文献，如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的文集选集等；此外，大型丛书套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以及《战典》《中国解放军军史》等系列书籍也都赫然在架。当然，作为办公室背景的书架绝不是习近平用书的全部，然而其内容却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著名学者冯其庸2016年在《人民日报》著文，经过梳理习近平阅读文学经典的故事，认为习近平之所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是因为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国经典文献，而且还广泛涉猎了国外经典文学名著。夏至先生2014年通过书单研究，探究了习近平读书的范围和内容，认为习近平涉猎非常广泛，不仅有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学作品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和哲学等。

　　新时代全党全社会阅读学习的广泛性、包容性是前所未有的。其广泛性、包容性不仅体现在阅读内容上，也体现在阅读形式上，不仅体现在传统纸介质出版物的阅读，也体现在数字网络技术的传播阅读。融媒体传播和阅读已成社会常态，移动互联网学习强国的广泛传播和阅读学习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自2006年中宣部等部委发出全民阅读倡议，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历史性地写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八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全民阅读 “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发布，再到2020年10月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全民阅读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新时代，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迅速开展，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任务、工作措施、工作手段、工作规律，其中，党委政府直接主抓，各级干部是重要示范，阅读活动是重要抓手，阅读设施是重要载体，制度建设是重要保障、重点人群是重要服务对象，高质量出版是重要引领。目前已经形成以“书香中国”为统领，各省区市创意设计了一大批阅读品牌活动，一个书香社会正在神州大地逐步形成。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读者出版集团考察时就全民阅读作出重要指示：“提倡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把开展全民阅读与民族精神的提升联系起来，使得新时代的全党阅读、全民阅读具有更为深远的价值和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我国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可以预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2035年成为文化强国的中国必将是一个书香充盈的书香社会。

　　五、结　语

　　通过回顾、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等四个重要时期的阅读状况，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学习史、阅读史，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阅读学习对于党的发展壮大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增强我们在新的伟大征程中坚持阅读学习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不断提高阅读学习的效率。

　　增强阅读学习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最根本的就是要深刻认识到读与不读、学与不学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能不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性问题，是要不要提高执政为民能力的根本问题。新的伟大征程，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如此伟大的奋斗目标，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断提高阅读学习的效率，最重要的就是端正学风。一是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摆在核心地位，同时要有更为广博的阅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不断提高个人思想文化素养；二是要加强学风建设，端正态度，联系实际，善于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三是要养成强烈的阅读兴趣，良好的阅读习惯，乐于参与阅读交流，认真总结阅读心得。阅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源泉，也势将成为新的伟大征程的更强动力。

 

　　作者简介

　　聂震宁，著名出版家、作家，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十二届委员，曾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其长篇纪实文学新著《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已于2024年3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明：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1年14期），文中部分数据现有更新，如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至今已11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