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侯怀银：终身教育研究应融入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

侯怀银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 要中国教育研究体系历经初步形成、改造探索、曲折发展、迅速发展、丰富完善五个阶段，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终身教育则是该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由于终身教育研究在价值引领、顶层设计、沟通融合方面的不足，终身教育研究融入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应以建设终身教育学为目标推进终身教育研究，形成终身教育研究的独特领域、独特范畴、独特范式，加强终身教育研究的平台建设；应从教育与终身教育概念关系入手促进终身教育理论的融入，处理好教育与终身教育概念间的关系，研究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中的理论问题，以大教育理念为引领，持续推进现行教育研究变革；应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目标，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实践的融通。

　　关键词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终身教育研究；大教育；终身教育

　　自终身教育理念引入我国以来，终身教育研究逐步受到重视并取得一定进展。新时代，为进一步推动终身教育理念的深化，加快终身教育理论的创新，促进终身教育实践的开展，推进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构建，我们需把终身教育研究融入到中国现行的教育研究体系之中。

　　一、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发展与终身教育研究领域的形成依据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内在发展逻辑，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初步形成、改造探索、曲折发展、迅速发展和丰富完善五个阶段。其中，终身教育研究领域也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和发展。？（一）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初步形成（1901—1948年）20世纪上半叶，我国教育研究体系基本模仿国外的教育研究体系。1915年以前的十余年间，虽然国人对新学校学制、职业教育实施和中小学各科教授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最终几乎均以抄袭日本教育为解决办法，真正的教育研究并不多见。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教育研究才真正受到国人重视。1915年后的十余年间，主张运用实验、测量、调查等研究方法的教育测量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教育研究以中小学教学方法为研究主题，尤以简单搬运和验证的方式介绍美国教育思想和方法为特征。教育研究主要局限在学校教育领域，真正中国化的教育研究尚未成型。1927年后，随着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乡村改造等教育实验运动的逐步开展，我国也开始引进心理学实验、测量统计等研究方法，开展针对中小学教学的学科改革实验。教育研究者开始借鉴西方的研究模式探索中国的教育实践，逐步从搬运和验证转向反思与创新，教育研究突破了以学校教育为唯一中心的领域围墙，教育学术团体也相继成立并日趋学科化和专业化。1948年，作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教育社团——中国教育学会的研究已涉及教育政策、制度和经费，囊括从幼稚教育到大学教育的不同阶段，包含社会教育、乡村教育、国际教育在内的不同领域，生产教育、卫生教育、体育教育、艺术教育在内的不同类型，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心理等不同学科，课程教材、校舍建筑与设备等不同教育资源，几乎涵盖了教育研究的全部内容。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教育研究很不成熟，表现为对包括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方式、研究内容在内的西方教育研究体系的模仿。但这一阶段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出现、起步以及教育实验研究的开展，为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二）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改造探索（1949—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开展：一是总结和发展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教育实践经验；二是翻译和出版苏联教育研究成果，借鉴苏联教育研究经验。这一阶段，教育研究体系随着对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改造而变化。1949年至1951年，随着新中国教育性质的变化，为解决旧中国教育学抄袭和贩卖美国教育学、超脱政治、脱离实际、课程繁多且内容重复等问题，我国对大学教育系课程进行了改革，开始清除西方教育学科对中国的影响。这次改革主要是对学科门类的变革，还未深入到学科内容层面。1952年至1956年，我国开始通过学习、移植苏联教育学对旧中国教育学进行全面改造，构建了几乎与苏联完全一致的教育学学科体系，且每门学科的建设也参照苏联模式进行了改造。经过两次改造后的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主要包括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学科。经过对教育系课程和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改造和探索，我国形成了包括教育学（含教学法）、心理学、教育史三部分内容的教育研究体系。这时，中国教育学和教育研究又出现了照搬苏联、与中国实际结合不够的问题。教育学中国化成为了下个阶段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三）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曲折发展（1957—1976年）1956年，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教育研究者开始反思前一阶段全面学习和移植苏联教育研究成果的经验教训。1957年，有研究者明确提出教育学中国化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建立教育研究机构并进行教育研究规划工作。1958年至1960年，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教育研究在“教育大革命”中出现了“左”的倾向，批判心理学、凯洛夫主编《教育学》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压制了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打击了教育研究者的积极性。教育学教材成了“教育政策汇编”，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遭到破坏。这时的教育学中国化走向了极端，实际上形成了对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否定。1961年至1966年，我国教育研究经历了调整、总结和继续改革。这一阶段，贯彻和调整教育方针、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成为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教育方针的调整使教育研究者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对教育研究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教学秩序的恢复为教育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1960年10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1962年后，我国的教学改革工作进一步加强，教育研究也得到进一步重视。1963年，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方针任务的请示报告》。在该报告的指导下，我国教育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初步繁荣和发展期，研究者对教育学中国化进行了进一步探索，集中体现在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学科领域的教材建设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翻译、编写和出版方面。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研究经历了破坏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学建设的成果全部被否定。这一阶段教育学领域的工作主要有两点：一是大批判，主要表现在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和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与全盘否定；二是“语录化”，即教育学教材的编写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的语录、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经验的汇编与注解。教育研究实际上被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学习所代替。正常的教育研究工作被中断了整整十年。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我国教育研究既经历了短暂的初步繁荣和发展，也在不同的具体时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其局限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时中国的教育研究局限在为中小学培养师资的师范教育领域，局限在普通中小学教育研究领域，对其他各级各类教育关注不够；二是当时中国的教育研究局限在教育学、教育史、教学法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三是当时中国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有局限，教育研究受到政治的影响，失去了其作为研究的基本特性，完全偏离了研究对象。（四）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迅速发展（1977—2000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两年徘徊”时期后，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从一片废墟中重生，经历了短暂而重要的恢复重建和初步探索之后，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教育研究体系也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而发展。1978年12月到1981年，教育研究体系得到较全面的恢复和重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活跃学术思想，繁荣教育科学”的发展主题下，教育研究者的思想得到解放，教育研究得到恢复，一些重大的教育理论问题被重新认识和广泛讨论。如，开展了对教育本质的大讨论，重新认识教育的社会功能、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对教育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普遍认识到教育学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展开了对教育科学体系建设问题的讨论，具体提出教育科学要建立一个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科学研究体系，而且要有相当的规模。二是恢复和重建了“文化大革命”前已有的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传统教育学学科。1982年至1984年，教育研究体系得到初步探索和建设。研究者对教育科学自身发展进行了反思，各教育学分支学科领域也开展了学科自身发展和建设的探讨。教育学学科建设者就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思考和探索。我国教育学研究者重视了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交叉、渗透，新建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统计学等教育学交叉学科，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教育学建设囿于普通中小学教育研究领域的状况。1985年至2000年，教育研究体系进入迅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教育研究发展形成了以下特点：由实践的探索走向理论的深入讨论；由开放引进走向综合创新；高度综合与分化趋势并存；向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发展；研究方法成为一些新学科建立的先导，教育研究方法已初步形成一门多支的体系；注重教育学的元科学研究，努力创建教育科学学。在这一阶段，以二级学科衍生为主流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加快了步伐，大量二级学科出现，教育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形成了较完备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了教育学交叉学科、教育学专门学科与教育学元科学相结合，多种教育学分支学科相继独立的学科发展格局，形成了一个由近百门二级、三级分支学科构成的庞大学科群。随之也形成了较系统的教育研究体系。（五）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丰富完善（2001年至今）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研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变革、教育实践发展的要求以及分化和综合结合的学科发展趋势，教育研究体系不断扩充，新兴教育交叉学科不断生成，新兴教育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教育学元研究全面持续开展，中国教育学建设取得进展。在终身教育理念、大教育学观念等的影响下，教育研究体系开始以新的理念和逻辑重构。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构建的重要任务和方向指引下，教育研究体系有了新的宏观发展方向和发展维度。当代中国教育研究体系正在多重影响下动态发展和生成重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终身教育研究不断发展，取得了不可忽视的研究进展。终身教育研究在我国经历了理论取向阶段（1979—1994年）、实践取向阶段（1995—2000年）、理论与实践结合取向阶段（2001—2011年）以及历史与反思取向阶段（2012年至今），并且在终身教育概念研究、终身教育思想研究、终身教育与各类教育的关系研究、终身教育立法研究、终身教育政策研究、终身教育体系研究、终身教育发展史研究和终身教育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终身教育研究领域逐渐在中国形成。

　　二、终身教育研究需要尽快融入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发展目标是要形成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引领的全面的、完整的、有机的教育研究体系。终身教育研究领域虽然在中国已逐渐形成，但终身教育研究尚未完全融入到中国现行的教育研究体系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终身教育研究的价值引领不够终身教育作为一种理念，应该引领中国各类教育的发展。中国教育研究体系要真正形成，必须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引领，并提升终身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研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终身教育研究应该发挥其对中国教育研究的价值引领作用。各类教育研究应该以终身教育为理念，进行本领域的研究。但目前中国的终身教育研究的价值引领还不够。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目前中国的终身教育研究还没有形成对终身教育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回归教育本质的意图和力量的充分自觉和有效传播。当前的终身教育研究更多还是将关注点放在表层的、可见的教育时空的终身性的实现上，还缺乏对终身教育概念所蕴含的生命性的关注、阐释和弘扬。二是目前的中国终身教育研究还没有形成基于中国文化底蕴的终身教育研究范式。由于现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外来性，我国终身教育研究更多依赖和关注国际潮流和热度，对于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本土实践的终身教育理念、终身教育话语和终身教育经验缺乏高度关注和深度挖掘。（二）终身教育研究的顶层设计不够目前，中国的终身教育研究的顶层设计还不够，终身教育研究还缺乏应有的规划、计划和策划。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当前的终身教育研究还没有形成对自身在中国教育研究体系中的应然位置、角色和作用的自觉。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教育研究体系的发展目标是形成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引领的全面的、完整的、有机的教育研究体系，更没有认识到终身教育研究在这一目标实现中要发挥价值引领和顶层设计的作用。二是目前的终身教育研究还没有突破成人教育研究领域和学校教育研究领域。这导致终身教育研究无法站在一定的高度，以大教育学视野去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应然架构，更难以尽快适应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时代要求。（三）终身教育研究的沟通融合不够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中各类教育研究领域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交流，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等各类研究领域之间甚至还存在着隔阂或壁垒。究其原因，主要是各类教育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大教育学视野，既没有跳出本领域来认识自己在中国教育研究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又没有形成各类教育研究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就无法形成各类教育研究有机结合的教育研究体系。但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没有充分发挥终身教育研究在各类教育研究中的沟通融合作用。各类教育研究应该以终身教育为理念，把自己本领域的研究与其他类的教育研究领域有机联系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创新。要推进这种协同创新，必须以终身教育为理念，把终身教育研究融入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研究领域。目前，中国终身教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把终身教育研究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等领域的研究统筹并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应更进一步思考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重构和突破问题。要系统思考和解决终身教育研究在中国整个教育研究体系中的沟通和融合作用。目前，中国教育研究体系要实现重构和突破，必须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中心，以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关键，以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为目标，把终身教育研究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协同起来。

　　三、终身教育研究融入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的策略鉴于终身教育研究与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终身教育研究要真正融入中国现行的教育研究体系，还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以建设终身教育学为目标，推进终身教育研究就目前而言，我国研究者对终身教育的研究缺少学科层面的探讨，终身教育学的学科意识亟待加强。终身教育学的形成是终身教育研究不断成熟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终身教育学只能被动地生成。建设终身教育学的学科意识和发展目标能够推进终身教育研究自觉、系统、深入发展。要使终身教育研究融入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要以建设终身教育学为目标推进终身教育研究。具体而言，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1.形成终身教育研究的独特领域第一，尽快改变终身教育研究更多在成人教育领域的研究局面。从终身教育理念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孕育于成人教育领域，而且在终身教育研究开展的早期，也主要集中于成人教育领域。这既是由于终身教育理念发源于成人教育领域，又是因为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终身教育本身所蕴含的“大教育”理念，已越来越使终身教育突破成人教育领域的局限，将各教育领域和相应的教育体系都纳入到终身教育体系。终身教育理念已越来越渗入到各教育领域、各教育阶段、各教育类型，这已成为各类教育研究者，尤其是终身教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时代要求下，终身教育研究要实现自觉突破和自觉发展，必须跳出成人教育研究领域，回归终身教育本质，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全部教育领域，使终身教育完成使人成人的使命和责任。第二，尽快突破终身教育研究囿于学校教育领域研究的局面。事实上，将教育局限于学校教育的现象在现代终身教育理念产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结合的，或者说就是在生活中进行的，教育最初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生活本身。而学校是教育制度化的产物。随着制度化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学校教育逐渐发展成为教育的代名词。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旨在纠正将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的错误认识。终身教育概念在诞生之初，实际上就带上了与学校教育相对立的色彩。但终身教育的使命并非与学校教育相对立，对学校教育的批判和突破是其完成回归教育本质终极使命的必要行动和策略。学校教育代表教育的制度化，既是教育实施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又是终身教育实现自身使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方式。终身教育与学校教育并不是对立的，学校教育既是终身教育实施的手段之一，又是终身教育实现的重要基础。因此，终身教育最早在成人教育领域实施，也将基于原有学校教育体系实施成人教育、创建成人学校教育体系作为重要的路径。但是由于教育本身与生活天然的联系性和不可分割性，只注重学校形式的终身教育是无法涵盖全部生活领域的，也就无法满足人类发展的全部需求。终身教育的发展一方面要基于学校教育的力量和优势促进终身教育制度化和实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突破只重视学校教育的思维格局，重视非正规、非正式教育和学习的力量，实施面向全人类、全部生活领域的教育。这是终身教育研究融入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基础和保障之一。第三，尽快突破终身教育研究仅仅在教育研究领域开展的局面。教育不仅要突破成人教育领域和学校教育领域的局限，而且要突破其自身作为人类社会子系统的边界束缚。这不仅是教育的生活性的内在规定，而且是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要求。同时，社会系统和人类活动本身也为教育突破自身局限提供了可能性。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是时代对教育发展提出的要求，终身教育研究领域是承担这一时代使命的首要研究领域。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蕴含着全民性、全程性、全域性的本质特征，对终身教育提出了实现教育主体的多元性、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教育形式的多样性的发展要求。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这一时代任务，不能仅靠教育系统去独立承担和完成，而需要组织多元主体参与到教育体系的构建和教育问题的解决中，形成终身教育合力，用全人类和全社会的力量来面对和完成。在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的时代，终身教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研究领域开展。我们既不能把终身教育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应该将影响终身教育发展和实施的社会不同领域的因素都纳入终身教育研究范围内，又不能把终身教育研究主体仅仅局限于专门的教育研究人员。我们应该开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终身教育研究，根据不同的教育问题，组织来自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和综合研究，特别应该促进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建构，使教育实践者及各相关领域的实践者参与到终身教育研究中来。2.形成终身教育研究的独特范畴一个研究领域独立的关键在于确定自身独特的逻辑范畴和领域边界。这也是我国终身教育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基于跨学科思维、历史路径、国际视野和中国实践去形成终身教育研究的独特范畴体系。这是终身教育研究领域融入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的前提。第一，基于跨学科思维形成终身教育研究范畴。开展跨学科研究既是时代趋势，又是解决时代发展问题的要求，同时也是终身教育研究活动进一步走向实践深处、走向世界真理的表现。终身教育研究领域作为一个复杂问题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应形成跨学科研究意识和跨学科研究思维，突破学科壁垒，拓宽研究视野，运用跨学科研究方式形成终身教育研究的独特范畴，从其他学科寻求解决终身教育实践问题、发现终身教育规律、形成终身教育理论的新灵感。第二，基于历史路径形成终身教育研究范畴。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和终身教育概念虽然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后，但无论从终身教育概念的本质进行分析，还是从不同时代人类发展的需求进行分析，终身教育理念的萌芽、终身教育思想的孕育和终身教育实践的开展都绝不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从对自古以来人类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终身教育思想都可以追溯到文明发展的早期，终身教育实践也一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随着现代终身教育概念从国外引进而开启的中国终身教育研究来说，我们亟待深入挖掘中国终身教育传统文化，发掘丰富深厚的终身教育文化根基，深入挖掘和梳理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的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成分，理清终身教育理论生成的逻辑，拓展终身教育研究范畴。第三，基于国际视野形成终身教育研究范畴。跟进国际潮流，适应国际终身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趋势，应成为中国终身教育研究的有益取向。应全面系统地对国际范围内的终身教育进行研究，开展国际终身教育的比较研究，实现中外终身教育研究的“对话”，以形成中国的终身教育研究范畴，实现中国终身教育研究范畴的创新发展。第四，基于中国实践形成终身教育研究范畴。中国目前已形成了部分区域性终身教育实践经验，也日渐形成了终身教育的中国方案和经验。应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总结好中国的终身教育理论和实践智慧，进行研究性归纳和总结，提炼并扩展终身教育的研究范畴。已有研究者从不同地区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同要素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中国本土的终身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应该继续基于对实践现状的把握、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实践问题的发现，形成与中国本土实践相对应的终身教育研究范畴，促进中国终身教育实践变革和理论创新。3.形成终身教育研究的独特范式第一，终身教育研究应以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为基础。终身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教育，终身教育实施的基本活动是教育活动，终身教育研究领域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因此，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为终身教育研究范式的形成提供了基础，终身教育研究应该充分地吸取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的长处，以此为基础去开展终身教育研究。第二，终身教育研究应充分借鉴其他科学研究范式。由于教育研究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教育研究范式本身就是吸取了众多其他学科的思维、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尤其是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早已成为教育学的基础。在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终身教育仍需要跨学科思维，扩大可借鉴研究范式的学科范围，根据研究问题的变化和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和格局，灵活运用各学科研究方法，借鉴各学科研究范式，在教育学与多学科的综合交叉下，形成终身教育研究的独特范式。第三，终身教育研究应适当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科学研究范式。终身教育研究领域出现在中国仅四十余年。一个新研究领域出现的早期，由于基本理论问题还未解决，基本理论体系还未建立，开展的研究大多会是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宏观、表层的初步研究和对实践经验的简单、零散总结。不够深入、不够具体、不够系统、不够复杂的研究，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运用的综合性、多样性、彻底性的要求也不高。已有的终身教育研究大多是思辨研究和定性研究，在为数不多的量化研究中，又有大部分是对已有文献的计量研究，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开展的针对终身教育实践的具体研究较少。未来终身教育研究需要加强对各类研究方法的深入使用和混合使用，应基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革新形势，积极探索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科学研究范式。4.加强终身教育研究的平台建设终身教育研究一直以来以领域的形式存在。终身教育学学科创建问题虽然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但由于终身教育研究的不成熟，一直未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直到2016年才有研究者真正开始专门研究终身教育学学科创建问题，但这一问题也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响应，其研究成果更没有形成共识。终身教育学仍停留在起步阶段，这说明终身教育研究领域上升为一门学科还需要很多方面的继续发展与完善。作为学科外在建制的重要方面，终身教育研究平台对学科发展有重要作用。我国终身教育研究早期主要是依托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等相关学会和广播电视大学等相关机构开展，在终身教育研究和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终身学习专业委员会、高校终身教育研究院等相关研究平台不断建设。然而，终身教育研究的发展仍需要更广泛和更专业的研究平台给予支持。一方面，需要依托更多元的终身教育机构开展终身教育研究，如依托普通学校、职业学校、社区学院、老年大学、文化场馆、开放大学等建设终身教育研究平台体系；另一方面，需要专门的期刊、专栏、会议为终身教育研究成果传播提供平台。期刊的水平和等级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终身教育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办好终身教育研究期刊和专栏，对于终身教育研究十分必要。（二）从教育与终身教育概念关系入手，促进终身教育理论的融入1.处理好教育与终身教育概念的关系自终身教育概念诞生以来，一个关乎这一概念存在合理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终身教育概念与教育概念的关系问题。终身教育概念最大的特征在于“终身”，不只是时间上的终身性，还有空间上的全域性、价值上的生命性和对象上的全民性。就教育概念而言，虽然学界并未达成真正共识，但无论从广义上的“凡是能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的活动”的教育定义，还是从相对盛行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的教育定义来看，都未对教育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做出规定，仅仅指明教育的对象是人，是不受任何修饰的人，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发展人或培养人，使人向好发展。而对人而言，最好的归宿就是成为其自身，也就是符合作为生命的本质规定，这就说明终身性、全域性、全民性和生命性是教育概念本身的内涵。终身教育概念的提出并非为了与教育概念对立，也并不与教育概念冲突。终身教育概念是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相对于将教育规定在某一特定时段或空间的具体教育概念提出的。终身教育实际上是教育回归自身本质的一种策略。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发展比较优先和突出的教育阶段、教育类型或教育形式遮蔽了教育的整全性，从而导致教育概念被窄化。终身教育概念一定意义上是教育概念回归整全的策略性概念。当终身教育完成了它的策略性使命，终身教育也就成为了教育，教育也就成为了它自身。当前终身教育研究无法顺利融入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终身教育还需要以自身作为策略来对抗学校教育概念对教育的异化，教育还没有回归它自身的本质。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找到终身教育研究融入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的钥匙。2.研究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理论问题终身教育研究通过完成对终身教育体系的理论构建，为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提供顶层设计。目前国内对终身教育体系及其构建尚缺乏系统一致的认识，需要研究的主要有以下这些问题：终身教育体系包含哪些要素？终身教育体系的特征有哪些？终身教育体系的性质是什么，属于制度系统还是实体系统？终身教育体系与终身学习体系、国民教育体系、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终身教育体系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功能有哪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主体有哪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原则有哪些？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逻辑是什么？终身教育体系及其构建需要哪些保障？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础是什么？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经验有哪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现实问题有哪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路径和策略有哪些？等等。我国终身教育研究者已经对上述部分问题进行了尝试性解答，但尚未形成广泛共识，也未形成系统性认识。终身教育研究领域要基于对终身教育和教育概念关系的正确认识，开展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努力构建关于终身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教育研究体系提供顶层设计。3.以大教育视野引领现行教育研究变革现行教育研究体系需要以自身的变革，为终身教育研究的融入提供基础和保障。现行教育研究的变革需要在大教育视野的引领下实现。一方面，要以大教育视野，突破教育概念在本质实现程度上的局限。如，学校教育概念对教育内涵的窄化甚至异化。大教育正是为解决教育的窄化和异化现象而形成的概念。大教育之“大”并不意味着其对教育的扩充和超越，而是对突破教育局限、还原教育本质的强调。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对大教育的研究，在加深对大教育的认识和理解的同时，强化大教育视野，促使教育研究者形成大教育观，进而促进大教育视野在教育研究各环节的渗透，最终逐渐实现教育研究体系在价值层面的变革。另一方面，要以大教育视野，突破目前中国各类教育研究沟通融合不够的局限。大教育视野既需要跨学科思维，又需要复杂性思维。我们既要养成跨学科研究意识，在开展研究时，有意识地去借鉴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理论、观点、范式、方法，注意保持本学科或领域的独立性，通过对跨学科思维的充分运用，增强不同教育研究领域或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内在有机的教育研究体系，增强教育研究领域与其他领域或学科之间的互动合作，又要运用复杂性思维，去面对复杂的教育问题，在教育研究中通过研究问题的转换和研究思维的突破，寻求教育研究思路的灵活性和理论的创新性。（三）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目标，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实践的融通终身教育与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间的融合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融合。要解决终身教育研究融入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实践层面，进一步去推进统合各级各类教育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随着终身教育研究和中国现行教育研究体系的相互适应和融合，我国终身教育实践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经验，但目前还存在终身教育立法问题和终身教育资源整合等问题。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终身教育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又需要整合终身教育资源形成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我们亟待解决目前中国终身教育实践存在的这两个问题：一是不同阶段的教育和不同类型的教育没有将终身教育理念贯彻到自身实践中，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和重要作用；二是不同性质、类型、阶段、场域等的教育之间的衔接与融通机制不够健全和流畅。为此，我们在开展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实践时，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终身教育立法工作，做好终身教育立法研究，出台“终身教育法”或“终身学习法”。研究好终身教育法或终身学习法与现行《教育法》的关系，鼓励地方进行终身教育立法，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保障。二是大力宣传终身教育理念，将终身教育理念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指导性理念，加大对各类教育工作者的终身教育理念的培养，使各级各类教育成为终身教育的自觉实践阵地。三是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进一步构建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特殊教育等在内的，涵盖整个人生阶段的、内部发展基本平衡的终身教育体系。四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社区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五是着眼于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搭建终身教育立交桥，加快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建设，建立终身学习成果积累、认定、转化机制，促进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强各类教育形式和学习形式之间的相互融通。综而言之，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已越发凸显终身教育之重要性。终身教育作为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亟待融入到中国现行的教育研究体系中，使终身教育研究真正成为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全民终身教育